勿忘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


作者:王锐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7年11月15日  浏览:73  字号选择〖    〗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瞿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65.00元

  

  中国近代史,由于史料较之往昔异常丰富、相关人事恩怨犹存、历史与现实关系并未厘清、古今中西往往相互杂糅等因素,导致这段历史虽然时间并不算特别长(按照通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算起),但却给人不知从何说起,不知如何贯通,愈深入研究愈觉错综纷纭之感。而在中国传统史学里,是否能够在尽可能全面的叙述历史同时达贯通之境,实为评判一部史书之良莠的重要标准——“通古今之变”后,还要“成一家之言”。但另一方面,过分着眼于从某一角度来宏观叙述近代中国的历史,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遗漏掉许多本不应忽视的人物、学说与史事,导致“其言愈有条理统系,其去古人之真相愈远”(稍改陈寅恪语)。久而久之,物极必反,难免审美疲劳,导致其中所强调的,同时也是在近代历史流变中确实存在的关键历史线索,一旦时移世异,便被有心之士刻意遮蔽,以“恢复历史真相”为借口,将另一些或许本不能成为“主线”的因素聚焦放大,以史书为政论,暗度陈仓,灌入自己心目中的济世良方。

  在《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一书的“自序”里,作者也有此感受:“一部中国近代史常让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缘于我们总是也只能通过前人留存的文字、实物和言语的‘碎片’来感受历史和认识历史。中国近代史相较之前的中国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别的多。”(自序第1页)面对这一情形,作者希望以“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为切入点,探讨在近代中国转型中体现的“具有相当紧张性的历史面相。”(自序第4页)在作者看来,“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的巨大力量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异常明显,借用戴季陶的话,此即“一个时代的革命,他事实上的表现,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前驱。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为表现。所以,无论在哪一国,哪一个时代,一个大革命出现之先,一定有一个新旧思想战的时代”(自序第3页)。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在百家争鸣、相继登场、交相竞逐的同时,也时常流于“随在随灭、初新即旧、方生方死”的局面,使活动于那一时期的人们感到彷徨错愕、无所适从。(自序第6页)本书着眼于清末民初之际,思想与社会如何交互激荡,探讨思想观念如何具体影响身份各异的文化人之价值立场与行为处事;时人面对纷纷而来的新知,如何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理解与使用,使之成为自己的某种身份象征与文化资源;在流通层面,传播思想的同时,各种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权力等,如何介入、影响,甚至改变思想本身的意涵。

  

  依据笔者愚见,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表现了作为转型时代的近代中国,其中所透露出的大量纷纭、复杂、矛盾、曲折的历史面相。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时代因素,以及不少被今人主观投射,借以发思古之幽情的陈年往事,通过作者异常详实的史料爬梳与深具洞察的分析视角,得以展现其并不那么势所必至、风韵犹存的一面。

  比如辛亥革命,作者指出:“1911年的那场革命已过百年,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仍在争论不休、反复拉锯不同,早在十几年前这场革命在一些学者眼中就成了理应告别的对象。其实无论就那场革命本身的历史过程,还是其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巨大符号而言,对1911年革命的告别均无从谈起。而那些学者之所以能谈起,恐怕是因为他们自觉对1911年革命了解得足够多,不过这种判断恰恰要打上一个问号。”(第42页)基于此,作者强调应将辛亥革命“再历史化”,在充分运用晚近新出版的史料基础上,一方面将过去习以为常的历史叙述“去熟悉化”;一方面尝试贯通从清末到辛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发掘真正影响这场革命展开的历史因子,如“共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清末国民思潮和立宪运动下已有相当规模。

  与之相关的话题,就是如何连接“晚清”与“五四”。作者另辟途径,以当时的青年学生为分析对象,探讨辛亥革命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五四运动对他们有何影响,二者之间的连续性特征体现在哪里。作者披露大量具体而生动的史料,刻画出青年学生在时代巨变之中的所思所感,尤其挖掘在宏观叙事之下隐藏的各种独具的希冀与彷徨、兴奋与悲哀,极大丰富了从晚清到五四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历史图景。“对1911年革命后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期盼有一个能够‘挤入’,以发表自家文章的园地来与大出版机构相抗衡,更憧憬着能有一个比1911年革命更彻底的变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重新被纳入社会的上升轨道中。正是在这种种的期盼、希望和憧憬中,学生们迎来了五四。”(第92页)但随着城乡差距愈发扩大、上升之阶日益狭隘、思想论争流于空洞,青年学生对自身处境与周遭事物深感不满,“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要大变、快变、全变的大势已几近无法阻挡,同时作为个体的学生在这个国家和社会里实际上又日渐无能为力。他们越来越感到需要融入‘组织’和‘集体’来构建新的国家与社会,以满足其理想和现实的双重需要。”(第111页)另外,作者在书中着力刻画在近代历史变局里被过往叙述所忽略的“失踪者”。比如江浙地区的地方士人,他们身处这一转型时代,发现过往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已经难以成为今日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唯一标准,因此不约而同地以源自上海的各类报刊、书籍为知识来源,将其作为自己在当地生存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本。如此一来,上海对周遭的文化辐射力愈发增强,地方士人汲汲于凭此来塑造自己新的影响力,沪上新知具体而微地影响了地方的权势结构。但另一方面,沪上新知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体系,与地方士人长期遵循的儒家伦理愈显格格不入,甚至矛盾冲突,同时彼辈“趋新”的程度,却依然难及在大城市里求学谋职的新式知识分子,因此,“读书人获得的新知识和‘新武器’越多,就离他们原本的安身立命处越远,同时亦只能见到各种未来替代性归宿的幻影,由是他们就成了梁启超笔下‘过渡时代’里两头不到岸的感觉最强烈的那批人”(第143页)。

  与之相似,五四运动,风气云涌,身处杭州的青年学子凌独见也感受到了这股时代潮流。他虽然反对同处浙江一师的施存统大胆“非孝”,撰文批判,并得到了旧派老辈的青睐,但他却和施氏一样,同样分享着五四时代的价值预设与思想话语,只是程度有别。而为了借助这股风潮一展身手,凌独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论争当中,出版了《国语文学史纲》一书,在白话文的议题上挑战学术权威,与当时名扬海内的胡适展开对话。虽然此书饱受批评,但凌氏也因此名声鹊起,成为时常在公共舆论里出现的人物,体现出“借新思潮做出人头地的阶梯”“借新思潮做自己地位的护符”之生存特色。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开始退去,这些顺势而上成为焦点人物的知识青年,转而退出舞台,甚至泯然众人。“在不断走新路时他们会感到自身拥有无与伦比的动力与活力,却经常淡忘了这些动力与活力往往只是种幻象,个人‘只用在反叛的时候,是有力量的。’”因此,“种种‘反叛’不能持续而长久,20余年间,五四青年所走的条条新路也就经常变成回头路与断头路,他们在这过程中重复着从满怀希望到堕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乃至绝望的人生过程,进而也就成为一群崛起于‘现代’,却也饱尝‘现代’之苦的人。”(第176页)

  

  晚近十余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希望将历史场景“复杂化”的主张与实践其实并不少见。无可否认,随着大量新史料的披露与整理,更为丰富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实属必要。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所谓“复杂化”,到底是对哪一种历史论述而言的复杂化?“复杂化”之后,是否能够进一步加强对近代中国转型之艰巨与曲折的体认;是否更能促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从国弱民贫、危机四伏的局面,到今日“换了人间”,成为全球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这一历史过程心生最基本的敬意,从而挖掘近代中国变革最深层次的动力与能量,以及其中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如果这一“复杂化”旨在“非历史”的突出某一局部或某些个人,将冢中枯骨视为时代骄子,借此来解构近代中国所真正面对的困局与寻求解决的不懈努力,那么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其言愈有条理统系,其去古人之真相愈远”。更有甚者,如果人们承认,每一种历史论述背后都有各自支撑其对历史理解的学说与价值观的话,那么如今为数不少的“复杂化”历史论述,其背后的学说与价值观也同样“复杂”吗?在将长期作为近现代大多数中国人追求个人翻身、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平等的情感、探索与奋斗以复杂化之名消解其在历史过程中本来存在的重要性之后,却拾起某些20世纪冷战后期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理论与主张,将其视为理解近代历史的唯一参照物,而无视其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的权力、资本、军事诸因素,那么这种将历史“复杂化”的背后,其实只是一种单调干瘪的当代想象与不知何故的深闭固拒而已。就此而言,在笔者看来,本书更为可贵的是在丰富近代历史图景的同时,并未刻意抹去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而是进一步通过梳理相关史事,呈现近代中国真正面临的时代主题与困境。作者分析清末的排满言论,在指出其中显现的矛盾与难以自洽之处同时,进一步强调如何挖掘这些近代民族主义诉求言说里“可爱”的成分,强调“整合国家,凝聚民族的力量正是由这些因子所积蓄的”,充分体认“重塑庞大中国的文化性认同或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所以,“厘清排满似真亦幻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反思近代以来读书人心目中流行的种种貌似慷慨激昂,实际却问题重重的新知、新说,进而重建能够‘见中华之大’,而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基础。”(第41、42页)这一观点,无疑明白揭示了近代中国自我认知转变之后,如何维系基本的中国认同,实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关键的议题,而绝非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国族论述”而已。

  此外,作者指出,关于近代教科书的研究中,“不少人对当时的教育赋予了太多美好的想象,以借此迂回表达对当下教育体制的种种不满,以致其或对清末民初之种种变迁、转型与重组缺乏贴合历史情境的真切了解”(第177页)。因此力图描绘近代教科书产生、论争、作用、流弊的丰富过程。在这一历史变革当中,长期作为政治与文化合法性基础的中国传统学说被不断污名化,传统的教学方法被视为落伍之物,人们纷纷取法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汲汲于引入后者的教育理念。但吊诡的是,新式教育并未让更多的人获取相关知识,反而导致识字率停滞不前,新的教育结构、理念、内容的矛盾面向让时人无所适从,整体的教育状况令人失望,传统被割裂、新知遭异化,所谓民国,被时人诋为“堕落时代”。基于此,作者呼吁:“面对纷繁诡奇、人言人殊的民国,或许只有走出以教科书为代表的种种迷思,于民国我们方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今日我们才可能有更适宜的选择!”(第246页)诚哉斯言!仔细梳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走出形式主义的思维模式,总结中国传统内在的运行逻辑与基本价值,在制度设计上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克服近代趋新之士在面对斯土斯民时高高在上以“启蒙者”或“世界人”自居的心态,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复杂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真实教训,也是今天思考未来新的可能性的重要出发点。

  这些问题,或许在作者另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里会有更为详实的论述,世之喜读史者,岂能不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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