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诗文

 

纪念历史学家王栻


作者:洪振宁  来源:平阳新闻网  时间:2017年10月18日  浏览:422  字号选择〖    〗




1934年夏清华大学温州籍学生合影。 被举起者右起:黄云畴、夏鼐、陈伐熙;站立者右起:蔡观涛、赵恕、王祥第、刘品修、陈钱熙、杨学德(前)、王栻、吴景荣、叶岑、蔡孔耀。

  洪振宁

  历史学家王栻(1912.7.24—1983.2.13),是温州平阳人。刚过去的2012年,是他百年诞辰;新到来的2013年,则是他逝世30周年。近现代温州知识群体中,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骄傲和纪念的温州学人。

  出身名门的清华学子

  1912年农历六月十一日(阳历7月24日),王栻生于平阳县鳌江镇。

  王栻,原名载栻,字抱冲,他是王理孚先生的第三子。

  王理孚,字志澄,1876年生于平阳江南陈营里(今属苍南),1896年移居鳌江。少年时师从刘绍宽,1909年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1912年筹资开发南麂岛。1915年开始编纂的《平阳县志》,他任主管事务的主任。与刘绍宽、黄光交往亲密。晚年居住在温州城区。著作有《海髯诗》等。近年编辑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第四辑收入《王理孚集》(张禹、陈盛奖编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1977年,王栻以66岁高龄在病中收集材料并动笔撰写父亲的生平。王栻认为:“父亲是一个开明士绅,经济上则属于民族工商业者。”王栻所撰《我所知道的父亲》,2万多字,收入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附于《王海髯先生年谱》之后。

  鳌江,是个港口城镇,自近代以来,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学风特盛。

  王栻的大哥王文川,立志“实业救国”,开办王广源商号,经营明矾外运,又开辟鳌江至上海等航线,后来在温州创办清明化工厂。

  王栻的弟弟王小同,毕业于北洋大学,任教于交通大学,金属学专家,被公认为耐磨材料领域第一代学术带头人之一。小弟王载紘,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轻工业部设计院研究员,长期从事油脂化工和日用化学研究、设计和译著工作。

  王栻就是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出生和成长。他1935年夏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考上该校研究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经回到老家鳌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21日,平阳临时中学在鳌江镇开学。学校由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创办,王栻、陈德煊、吴景荣等任教师。录取80多人,设3个班。只办了两个学期。王栻开设的是《国耻课》,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王栻对家乡感情很深,上世纪40年代还撰写《鳌江公学大事记附言》,载1945年印行的《鳌江镇中心国民学校校庆纪念特刊》(《平阳文史资料》第2辑转载)。

  1939年他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受聘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校址在成都华西坝)任历史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转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与夏鼐同学交情胜金石

  读初中时,王栻转学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与夏鼐相识,两人时常相聚辩难。王栻喜欢购书,1926年冬,军队来温州,王栻回平阳时将大批书籍交夏鼐保管,夏鼐日记中记载说自己在避难时得以读《三民主义》和一些创造社小说。

  初中毕业后,按照原来约定,1927年,王栻与夏鼐一起赴上海投考,结果王栻直接由鳌江赴上海考入光华附中高中部,成绩优秀的夏鼐也考入光华附中。

  在上海光华附中,王栻、夏鼐与老乡、光华大学学生陈黄光交往亲密。1928年农历二月底,陈黄光患猩红热病住进传染病院,王、夏同往探视。

  陈黄光(1904.10.11—1935.1.24),号再华,也是平阳鳌江人。其妹陈秀梅,后来与王栻结婚。陈黄光大王栻8岁,曾不断开导王栻,鼓励他读书,并建议他报考光华附中。陈黄光较早受到新民主思想的熏陶,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在报刊发表剧作、诗歌、散文和译作,1934年11月26日在广州被捕,1935年1月24日被杀害。王栻和项经川、王书圣一起编辑陈黄光遗著《再华文拾》,以云社名义在1935年12月印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黄光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附录中收入王栻纪念陈黄光的文章有3篇。

  在上海,王栻还是喜欢买书,是胡适的崇拜者,胡适的书一出版,他几乎都买,也买《新月》月刊。

  1931年9月,王栻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又与通过考试转学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夏鼐在一起,课外经常共同探讨唯物唯心或史学问题等,偶尔也一同进城或骑驴游西山,那年12月26日一起去市场购买日用品,中饭时王栻高兴了要弄点酒喝,又去北平图书馆拜访温州老乡刘节先生,参观善本书库和四库全书书库等。1932年6月11日下午两人同行离校返乡,13日至上海,16日从十六铺上船,18日到家。8月30日,又一同离家返校。1933年8月27日,夏鼐日记记王栻“此君敏而好学,在同乡中首屈一指”。王栻读历史,也喜爱哲学,特别崇拜罗素。

  在校园中,经常在一起的温州老乡还有王祥第、徐贤修等人,后来又有吴景荣等。(1941年,夏鼐在四川彭山参加考古时,王栻与徐贤修曾去看望,旧友相聚,甚欢。)

  从2011年出版的《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中,可以看到王栻与夏鼐、徐贤修、吴景荣等同学合影的多张照片,有1934年夏清华大学温州籍学生的合影,又有与燕京大学温州籍同乡的合影。

  吴景荣(1915.2.16—1994.8.2),平阳人,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1932年9月至1936年7月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1936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40年至1943年相继在陕西省城固西北师范学院、重庆四川教育学院、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7月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1949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外交学院任教。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译有《轻艇歼倭记》(怀特著),合译《暴风雨》(爱伦堡著),主编有《汉英辞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10月版)、《当代英文散文选读》(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英语自学课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7月至1985年12月版)等。

  1946年11月至1948年12月,夏鼐在南京工作,与在南京任教的王栻、管雄经常相聚在一起。

  时任教于中央大学的管雄,字绕溪(又作饶谿),温州茶山人。1924年考入省十中,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1934年至1939年在江宁中学、福州高级中学任教。1940年应伍叔傥邀请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后任教于江西大学、南京大学。管雄先生著有《隋唐诗歌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考证著作有《洛阳珈蓝记疏证》。

  友谊长年保持了下来,至1981年12月17日,夏鼐到南京,还特地到南京大学拜访了王、管二位旧友。1982年2月11日,王栻突然因脑溢血昏迷,在北京的夏鼐繁忙中还多次特地向他弟弟王载紘打听病情,并给王栻写信问候。

  1983年春节(阳历2月13日),王栻病逝,夏鼐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讣告后,托人献了花圈,并有挽联:三千里外凶闻,岁首成佛成仙,著史宏才君未尽。五十年来风雨,交情胜金胜石,伤心老泪我无多。

  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

  王栻先生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尤其是对维新运动史和严复的研究,多有论著。上世纪40年代,他曾发表《中国历史科学化》《汉代的官俸》《籍俸与陋规》《谈清代的考试制度》等论文,著有《慈禧太后传》(正风出版社1948年12月版),与沈鉴合作编著《国耻史讲话》(独立出版社1940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著有《严复传》,主编《严复集》,留下遗著《维新运动》。

  《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初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完整论述近代名人严复的专著。严复(1854—1921),被胡适誉为“近世介绍西学的第一人”,译有《天演论》《原富》等,风行海内,曾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王栻在书中认为他是维新运动中一个出色的思想家,并论析和肯定了这位思想家在维新运动中的思想与实际活动。1976年,《严复传》经过修改,其中作者增补了《严复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一章,重新出版。

  《严复集》,是王栻应中华书局之约,带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部分中青年教师一起整理点校的,全书共五册,主要收集严复的诗文、书信、日记、翻译按语等,附录严复年谱等。由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出版。该书是目前所有严复作品集中收录最全、质量最好的集子,成为研究维新运动尤其是研究严复的必备书。孔夫子旧书网中,该书售价高得惊人。

  《维新运动》,写于1960年,1964年由南京大学铅印作为教材。1981年,王栻在夫人陈秀梅和五子王平的协助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第四章。王先生患病后,由学生进行遗著的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全书28万字,是王栻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作者以大量的史料说明问题,并没有局限于“百日维新”,也不满足于一、二个代表人物,而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论述,对维新运动的前后左右进行综合研究,注重学术创新,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王栻之所以对严复的研究倾注毕生心血,是因为他对严复的思想有深层的了解。他在《严复与严译名著》一文中是这么评价严复的:“我们可以大胆地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这位43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

  王栻先生还有几部未刊行的手稿,现为温州学人方韶毅收藏,包括《严几道年谱》《清代汉大臣身家考》《清代汉臣身家表》《甲午战后之联俄政策》。建议有关部门资助出版印行,以告慰这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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